第六章 民国六二十五年(1936)(7/17)
上,他有时是幸运的;但是它们终究会清晰起来,根据他们以及作家具有的点石成金的本领大小,他们将青史留名或被人遗忘。
海明威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,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周氏兄弟。
寂寞的周作人在“苦雨斋”写的读书笔记体的精妙散文,给寥落的文坛,添了不少生气和热闹。读者可以经常从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《论语》《人间世》《青年界》诸多报刊上,读到署名知堂、岂明的优雅文章。
郁达夫1935年编选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》中,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竟占去一半篇幅,郁达夫特别推崇周作人的散文,他说,周作人的散文“一变而为枯涩苍老,炉火纯青,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”。在郁达夫看来,周作人的散文远在鲁迅之上。
当代文学批评家,太看重鲁迅敢于直面现实,主张韧性战斗,凡文字都具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,如郁达夫就说:“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,能以寸铁杀人,一刀见血。重要之点,抓住了之后,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。”是的,鲁迅的文章,具有很犀利的批判精神,但作为文学,这只是一种在特别语境和政治背景下被强化了的功能。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,除了教化的功能,还有更重要的审美功能的话,周作人的散文,则另有风景,“来得舒徐自在,信笔所至,初看似乎散漫支离,过于烦琐,但仔细一读,却觉得他的漫谈,句句含有分量”(郁达夫语)。
鲁迅式的“辛辣干脆、全近讽刺”与周作人式的“湛然和蔼、出诸反语”,是散文多样风采中的两种风格,孰好孰次,难以说清。胡适早在1922年《文学革命运动》一文中,就肯定了周作人的散文成就:
这几年来,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“小品散文”。这一类的作品,用平淡的谈话,包藏着深刻的意味;有时很像笨拙,其实却是滑稽。这一类作品的成功,就可彻底打破那“美文不能用白话”的迷信了。
胡适的话,即使现在看,也基本是符合事实的。可惜的是,即使今天,还有不少文学史家,仍视鲁迅的散文为唯一正道,故意贬低胡适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成就,这恐怕不是审美的偏差,而是鲁迅独大的政治意识在作祟。
有不少文章说周作人在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军阀准备用武力征服中国之际,躲进“苦雨斋”无动于衷,却伏案写作,“专谈风月讲趣味”。
周作人在“苦雨斋”里写文章,这是事实。但并不谈风月。对此,他在1936年11月出版的《瓜豆集·题记》中说:
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,等之久久,心想:要谈了罢,要谈风月了吧……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,不料总是不够消极,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,这正是我的毛病,我也无可如何。
躲在“苦雨斋”里,寂寞着,但又不是“谈风月讲趣味”,那能干什么呢?作为“五四”那代人且为骨干的周作人,不关心政局、不触及时事是不可能的。
1934年9月2日,周作人从日本返回北平。第一件事是访亡友刘半农的夫人。周作人去日本途中,刘半农在西北调查方言,不幸染回归热,回到北平后医治无效亡故。等周作人到东京,才从友人那里得到此讯,闻之怅然若失,悲痛欲绝。夜深人静之时,周作人想起自己在《人间世》杂志上发表《五十自寿诗》时,同期还有刘半农的《双凤凰砖斋小品文》一文。他记得刘半农在《题记》中写道:“昔苦雨斋老人得一凤凰砖,甚自喜,即以此名其斋。今余所得砖乃有双凤凰,半农他事或不如岂明,此则信之矣。”
没多久,他们二人还在《论语》上以诗相和。刘半农诗为《自题画像》,云:
名师执笔美人参,画出冬烘两鬓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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