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（3/24）
秦晋之好，老四与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思汉成亲。
已经二十六岁的沈从文，在当时早就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但他一直在寻觅和等待。他相信，那个令他心动的女子，总会悄然而至。果然，张兆和的出现，让他平静的心里燃起了爱情之火。他不是那种可以当面倾诉情感的男人，却有一般男人所没有的用文字表述爱情的功夫。从此，他开始了漫长的、持久又坎坷的鸿雁传书的经历。
情书如雪片般，纷纷落到年轻姑娘张兆和的手里，情窦未开的她，面对一封封飘然而至的情书，感到紧张惶惑。而沈从文不见回答，更是烦躁不安，神不守舍。终于有一天，张兆和带着一大摞情书，找到校长胡适。当时道德文章名满天下的胡适，在张兆和的眼里，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，更是青年人的思想导师。
张兆和对胡适说，您看，这是沈先生写的，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念书，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。胡适见怯怯的、满脸绯红的张兆和，笑了，这也好嘛，他的文章写得很好，可以彼此通通信嘛。
一方不断写情书，一方始终沉默的局面继续着，连有成人之美、想尽力撮合的胡适都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叹息：“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，更不能了解你的爱，你错用情了。”
锲而不舍的沈从文，以近四年的时间，继续向张兆和表达着他的爱恋。“我愿意等她，到三十岁。”沈从文那炽烈真挚的、矢志不渝的甚至有些傻傻的爱，最终还是打动了张兆和。
其实呢，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，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。前面所述，皆来自文传或口传。而张允和是亲历者，她的表述最具权威。
1988年4月，张允和从台湾飞到北京，一是旧地重游，二是探望妹妹张兆和和妹夫沈从文。
4月6日，春风和煦，张允和来到东便门、崇文门东大街二十二号，探望已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三妹夫沈从文，同往的还有台湾青年作家张大春。张兆和沏上一壶湘西绿茶，聊起一大堆旧事。沈从文笑着指了指张允和：“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。”引起了张允和以下的回忆：
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，约莫十点钟左右，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。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，来了一个文文绉绉、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，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。他说姓沈，从青岛来的，要找张兆和。我这二小姐是家中八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。一听呼唤，我“得、得”地下了“绣楼”，走到大门口，认出是沈从文。我说：“沈先生，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，一会儿回来。请进来，屋里坐。”他一听我这样说，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，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。天哪，我想这完了！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？
张允和接着写三妹回来，她告诉三妹沈从文的房间号，叫三妹吃完饭就去看沈从文。三妹表示不去。她给三妹出了个主意，就说家里姐弟很好玩，请他到家里坐。沈从文来到张家，给弟妹们讲故事，深得好感，直讲到小主人们一个个睁不开眼，只好去睡。她以不再做“臭萝卜干”托词走开。
1933年春，张兆和给张允和看沈从文给自己写的信。那信中请张允和代沈从文向父母提亲，并说如其父母同意，让兆和立刻发电报告之。张允和找到父母，“一说即成”了。
那时打电报，讲究用文言，不用大白话。电报要字少、意达、省钱。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，远在阊门外。我家住在城中心，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。我在人力车上想，电报怎么打。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。我的名字“允”字不就是“同意”的意思吗？
进了电报局，我递上电报稿：“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”。得意扬扬地转回家门，告诉三妹：这一个“允”字，一当两用，既表示婚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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